华体会首页-尴尬！姆巴佩首战旧主遭四球血洗他走后巴黎问鼎欧冠

历史上，房地产市场最活跃的时代，非两宋莫属。当时的房地产换手率极高:"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为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牙人"。

为什么宋朝的房地产市场这么活跃?不必奇怪，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方兴未艾，人口流动频繁，跟今天的趋势一样，宋人发迹后也喜欢往大城市挤，南宋的洪迈观察到，"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

而一个人从农村搬到城市，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有个落脚、栖身之所，或购房，或租房，于是便催生了一个火爆的房地产市场。

据包伟民先生的估算，北宋后期，汴京市区的人口密度约为1.2-1.3万人/平方公里(单位下同);南宋淳佑年间，临安府市区内的人口密度约为2.1万，咸淳年间，甚至可能达到3.5万。今天纽约、伦敦、巴黎、香港的人口密度大致在8500以下，东京与广州市区的人口密度为1.3万，北京约为1.4万。换言之，宋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居然超过了今天的国际大都市。

如此之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势必导致大城市的商品房供不应求，房屋的销售价与租赁价越推越高，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1300贯;而到了北宋末，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至数十万贯，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少说也得5000万元以上。难怪宋人要感慨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

由于首都房价太高，宋政府又没有为所有京官提供官邸，所以许多宋朝官员都买不起京师的房子，只好当了"租房一族"。

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相当于上议院议长兼国家直诉法院院长，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当过御史中丞(相当于下议院议长)的苏辙，也买不起房子，一直住在出租屋。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许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在那个时代，连宰相都要租房子住。直到宋神宗时，朝廷才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这批官邸，只有副国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官员才有资格入住。部长以下的官员，还是"僦舍而居"。

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宋朝城市的租赁市场一直很火爆，要是在宋朝大城市拥有一套像样的房产出租，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做过一个估算:"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

每个月15贯的租金收入还算是少的。南宋时，建康府(今南京)的"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每天收到的房租至少有二三十贯。因此，宋朝的有钱人家，几乎都热衷于投资房地产(另一个投资热点是放贷业)。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基本上都是盖房子出售，宋代的开发商则是盖房子出租。

有些贪婪的官员，违规经营房地产业，如徽宗朝的宰相何执中，"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日掠百二十贯房钱"，每日租金收入有120贯，月入3600贯，是宰相月俸的8倍。北宋"六贼"之一的朱勔更厉害，"田园第宅富拟王室，房缗日掠数百贯"。

宋朝政府是历代少见的商业驱动型政府，眼看着房地产市场如此有利可图，也积极投身进去，在都城与各州设立"店宅务"，专门经营官地与公屋的租赁。

天禧元年(1017年)，汴京店宅务辖下有23300间公租屋;天圣三年(1025年)，京师公租屋的数目又增加到26100间。

宋政府设"店宅务"经营公租屋，目的有三:一是分割房屋租赁市场的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将公租屋的租金设为专项基金，用于维持当地的公益事业;三是为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

相对于私人放租的高档房屋，"店宅务"的房租比较低廉，天禧元年开封府一间公租屋，每月租金约为 500文;到了天圣三年，在物价略有上涨的情况下，租金反而降为每间每月430文。当时一名摆摊做小买卖的城市底层人，月收入约有3000文，每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还是负担得起的。

房子不仅是开发商与政府的摇钱树，更是居民生存于社会必不可少的容身之所，因此，宋政府也不敢放任房价一再飙升，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少不了的。

今人见识到的"限购"政策，其实宋朝政府已经在使用了。宋真宗咸平年间，朝廷申明一条禁约:"禁内外臣市官田宅。"

即，不准中央及地方官员购买政府出让的公屋。希望将申购公屋的机会留给一般平民。

宋仁宗天圣七年，宋政府又出台"第二套房限购"政策:"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现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产之外，禁止在京师购置第二套房。

由于两宋时期大城市的房屋自住率不高，"租房族"数目庞大，宋政府将房市调控的重点放在房屋租赁价格上，时常发布法令蠲免或减免房租，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正月，"诏:以雪寒，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二月，又诏:"贫民住官舍者,遇冬至、寒食，免僦值三日。"

这里的"官舍"，就是"店宅务"经营的公屋。公屋具有"廉租房"的性质，租住者又多为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因而，宋政府在极端天气时节(雪寒)或重要节日免除租户数日房租，合情合理。

不过，有时候，宋政府也会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屋与公屋一起减免租金，如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二月，仁宗"诏天下州县自今遇大雨雪，委长吏详酌放官私房钱三日，岁毋得过三次"。

这里有一个"度"需要政府把握好，否则势必受到业主的抵制、市场的报复。南宋末有一位叫做胡太初的官员，就对政府频繁放免房租的做法提出非议:"不知僦金既已折阅，谁肯以屋予人?积至塌坏倾摧，不复整葺，而民益无屋可居矣。是盖不知贫富相资之义者也。"

意思是说，官府老是要求业主将租金打折，那今后谁还愿意将房屋租给别人居住?就算租出去，房屋坏了，业主也必不愿意掏钱修葺，最后租户将"无屋可居"。官府的做法看似是恤民，其实是不知道"贫富相资"的道理。

宋朝毕竟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时代，人们对市场的定价机制并不陌生，如叶适认为，"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

对富人的财产权，宋人也明确提出要给予保护，如苏辙痛骂王安石:"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

所以才有明白人站出来非议政府的减租政策，强调"贫富相资"的道理。

来源：侠客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