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体会首页-图卢兹在比赛中顽强抵抗，赢得客场胜利

　　说起“游击战”3个字，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然而，游击战到底怎么打？其战术应用范围及特点又是什么？本文拟结合二战时期东西方主要反法西斯战场的相关战例，为您揭示游击战的“不简单”。

　　中国：“土八路”有土办法

　　抗战时期，中共武装及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时均采用过游击战术，其中尤以前者发动的游击战最为成功，著名的游击战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也由此名扬天下。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深植于自身基本国情之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仍是一个贫穷落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半封建国家，9成以上人口分布在广大农村，这就决定了游击战的开展离不开农民的参与，而大名鼎鼎的地道战、地雷战，就诞生于冀中平原、山东丘陵的乡村地带。图为图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民兵在进行军事训练，从他们肩扛的红缨枪也可看出当时中国敌后抗战之艰苦卓绝。

　　以地道战为例，这一古老战法在宋代即已出现。抗战时期，中共发动民众，将之改造、创新，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平原游击战术。资料显示，1941至1945年，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民兵坚持在冀中平原上开展地道战，挖掘的地下通道密如织网。但与先前强调“隐蔽＋防御”功能的传统地道不同，冀中地道更兼具“生活＋攻击”作用。史载，当时日军为控制冀中平原，修筑了2万余千米公路，而抗日军民挖掘的地道总长达25万千米，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可见一斑。图为正在地道中运动的抗日民兵。

　　以保定冉庄地道为例，地道全长16千米，一般距地面2米，洞内高约1至1.5米，宽约0.8至1米，内部设有望孔、射击孔、通气孔、陷阱、翻板、指路牌、水井、储粮室等。洞口隐蔽、可防水、防火、防毒。整个地道网打防结合、进退自如，俨然一座攻防兼备的地下堡垒。依托地道，冉庄民兵以很小代价，毙伤日伪军上千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图为冉庄地道剖面模型示意图，可以看出其虽是“土法上马”，却构思巧妙，布局复杂，形成了一整套攻守兼备、平战结合的立体地下工事体系。

　　地雷战最初诞生于太南地区（今山西东南部一带），1940年之后，这一战术逐渐在胶东半岛等丘陵起伏地带推广开来并发扬光大。埋设地雷的本质在于“守株待兔”，因此其精髓在于合理布置各式“陷阱”，引诱敌人上钩，并让敌人防不胜防。图为抗日民兵在铁路线埋设地雷。

　　由于生产力落后，抗日民兵所用地雷多靠自行研制，类型多达30余种雷，从简易的踏雷、拌雷、石雷到较复杂点的子母连环雷、拉雷、水雷，再到工艺更复杂的梅花雷、丁字雷等等。据统计，在地雷战开展最活跃的山东海阳，当地民兵共与日伪军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5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600余件。图为民兵抗日民兵在土法造雷，此举原本是因为地方武装缺少钢铁，难以制造正规地雷的权宜之计，没想到用起来后发现这种地雷日军无法探测（没有金属），而且碎石、陶瓷破片在炸药爆炸后杀伤很大，于是在各根据地迅速推广开来。

　　山地游击战是中共武装对付强大日寇的又一法宝。众所周知，山地交通阻塞、地形隐蔽、拥有较大的回旋缓冲空间，不利于机械化部队机动。而在中国，三分之二国土为崎岖起伏的山地、高原或丘陵，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中心区域也多位于山区，并依托后者创造出花样繁多的山地游击战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有麻雀战、山地破袭战等。图为东江纵队在山地丛林区伏击日寇。

　　麻雀战，顾名思义，就是指抗日军民像觅食的麻雀一样三三两两地出动，时聚时散、忽东忽西，出没于密林山野、峡谷隘口等隐蔽地形，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抗战时期，麻雀战是太行山根据地反击日寇大扫荡的主要战法之一。图为抗日民兵不断袭扰日伪据点，用射箭（捆绑宣传品）的方式对敌展开攻心战。

　　在位于太行南麓的河北曲阳，全国战斗英雄、民兵游击组长李殿冰就是运用麻雀战的好手。1941年8月，1200多名日伪军进山扫荡，李殿冰带领游击组隐蔽在沟两侧的山梁上伏击敌人。他们一会在北山头开火，一会在南山梁打枪，趁敌人饥渴时又在水源地设伏，仅半天时间就毙伤日伪军30余人。1943年9月16日晚，李殿冰与战友开枪诱敌，使1000余名日军在夜色中自相残杀，死伤58人，损失战马3匹。图为描绘麻雀战的连环画，图中的抗日儿童团员正利用“铁皮桶里放鞭炮”的方式，模拟机枪射击的声音，以此吸引日军，掩护抗日武装转移。

　　山地破袭战亦称破击战，即游击队在山地发动的、以破坏和袭击敌后方及纵深内重要目标为主的作战样式。破袭战的战术目标并不在于敌人本身，而是后者赖以生存和机动的交通运输线、通信和工程设施、重要技术兵器、补给基地等。图为八路军和游击队相互配合破袭日军交通线。

　　以1940年8至12月实施的百团大战为例，活跃在华北敌后战场的八路军主力及当地民兵以正太铁路为主要袭击对象，同时对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同蒲、平古、白晋、沧石、德石等铁路、公路展开破袭，战线长达4000公里。大战期间，八路军共与日伪军战斗1824次，攻克敌人据点294个，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约3000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八路军总部只部署了20来个团发动正太路破袭战，但大破袭带来了大战机，促使更多部队和地方民兵自发参战，书写了40万抗日武装主动对敌出击的恢弘篇章。

　　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纵队对日作战超过12万次，毙伤、俘获及受降（包括反正）的敌伪军多达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万余人，缴获枪支69万多支、炮1800多门。

　　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战绩是在日伪军不断残酷扫荡、自身经济和军工实力弱小、基本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取得的，可谓来之不易。而且与二战期间打死一名士兵需耗弹2.5万发的平均数相比，中共抗日武装每毙伤一敌仅消耗子弹30发、手榴弹7枚，游击战术的强大威力令人叹服。图为日本人绘制的有关中国地雷战的战史插画，大意是日寇在山间小路纵队行军，结果先头部队踩上了“土八路”埋的地雷并导致伤亡，只得召唤卫生兵赶紧前来救护，其面对敌后游击战所暴露出的狼狈不堪跃然纸上。

　　欧洲：国情迥异 各有千秋

　　上文提到，游击战法与所处战场（国家）的自然、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游击战的主要模式为大规模的平原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群众性、小型化游击战法在该国并不盛行，究其原因：首先，苏联的沦陷区多为视野辽阔的东欧平原，地势平坦，便于游击队纵横捭阖，远程奔袭。其次，二战爆发前，苏联已是欧洲最大工业国，游击队所处战区城镇密布，铁路、公路纵横交错，发动针对敌后交通线路的破袭战有“先天优势”。另外，苏联发达的军工业为游击队提供了充足装备，后者很少纠结于武器短缺的困扰。图为苏联游击队员的合影，别看只有7个人，却装备了3挺轻重机枪、1支冲锋枪和至少2支步枪，真打起仗来火力可了不得，若放在中国战场，短时期内压制住鬼子兵1个中队（连级单位）问题不大。

　　苏联游击队开展的破袭战以规模巨大著称，其在战法上与百团大战类似。例如，1943年8月3日至9月15日，苏联游击队发动代号“铁道战”的破袭攻势，参与人员达10余万人，汇聚了5个州的167支游击队，战线从库尔斯克直抵西部边境的广大纵深地带。游击队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对所有铁路线实施破击，共拆除铁轨21.5万根，折合单线铁路1342公里。此外，游击队还攻克数目众多的敌军据点，仅白俄罗斯的游击队就击溃44支德军守备队。此役造成德军部分铁路线瘫痪3至15个昼夜，希特勒不得不抽调大批部队执行铁路警卫任务，库尔斯克会战的准备工作也受到影响。图为图为1943年8月，正在破坏德军运输铁路的苏联游击队。

　　苏联游击队规模庞大，其最多时有6200多支队伍，总兵力达10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苏联额外动员的400多万民兵。这些人员均归苏军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统辖，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则设有次一级指挥部。6大方面军及各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也下设专门机构，直接组织、领导沦陷区游击战。除直接参战外，苏联游击队还担负了大量艰巨的敌后侦察任务。1943年4至12月，前者先后查明德军165个师、177个团和135个独立营的集结地点，其中有66次竟然搞到了敌军编制、兵力、指挥官姓名等“高价值”情报。图为1943年拍摄的正在侦察敌情的苏联游击队员。

　　除大规模破袭战外，苏联游击队擅长的另一战法为奔袭，即通过实施快速远程机动，以迅雷之势突击敌后方，出其不意地打击对手。1944年，乌克兰骑兵游击兵团连续奔袭45天，足迹遍及乌克兰、波兰的35个地区。在苏方奔袭战的打击下，德军损失惨重，仅1944年下半年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区，德军就因此损失5.3万人、约600台机车、4900余节车皮、186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1.56万辆汽车。整个卫国期间，苏联游击队共毙伤俘敌军官兵、文职人员150万人，约占苏军总歼敌人数的30%至35%，如此辉煌战绩，即使与装备更精良、兵力更庞大的西方盟军相比也毫不逊色。图为二战期间战斗在克里米亚的苏联女游击队员。

　　二战时期的南斯拉夫游击战比较“另类”，这主要是由其特殊国情决定的。一方面，当时的南斯拉夫仍是个工业落后、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农业国。另一方面，南境内地形复杂，山川纵横，西北部是广阔的喀斯特石灰岩高原，非常适合人员隐蔽、利于开展山地游击战。图为1944年拍摄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多数战士还只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南斯拉夫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可见一斑。

　　在铁托领导下，南共游击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山区和农村建立敌后根据地，广泛发动以山地破袭和突围（反“围剿”）为主的游击战。图为1944年9月，铁托和其他南共领导人在隐蔽的山洞内开会。

　　1943年6月，德意出动13个师共12.7万人，对1.6万人的南共游击队主力发动代号“黑森林”的围剿行动。后者经9天奋战，以牺牲5000多人的代价突出重围。之后，南共游击队迅速挺进东波斯尼亚，开辟了新的解放区。1941至1945年间，顽强的南共游击队以山地为依托，先后粉碎轴心国7次围剿，不仅自身发展成拥有66万人的强大武装，更被誉为二战中依靠自身力量解放祖国的战斗典范。图为英姿飒爽的南斯拉夫女游击队员。

　　较之苏南两国，法国游击战又呈现出别样景象。不同于尚处在前工业时代的南斯拉夫，当时的法兰西无论工业比重还是城市化率，均已超过50%。仅首都巴黎一地，就汇聚了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与此相对应，法国沦陷后，7成以上的抵抗组织成员生活、战斗在城市里。图为1944年8月的巴黎，法国抵抗组织正在战斗，像这样西装革履、头发梳得齐整的游击队员，大概也只有在法兰西才能看到，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法国城市游击战的与众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别看照片中抵抗组织战士都端着枪在战斗，但实际上在沦陷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城市游击战的主要样式并非直接的武装斗争，而是宣传动员民众、刺探传递情报、营救落难盟军以及与后者“里应外合”打击敌人。1940至1945年，法国共产党为争取各阶层群众参与抵抗组织，先后印发了18种、近百万份传单和14万本宣传册，至少争取到20万积极分子和30万实际参与者。

　　据法国抵抗组织老战士麦克斯·魏因斯坦回忆，1944年8月下旬，为接应从诺曼底登陆的盟军解放里昂，他与战友奉命保卫一座重要桥梁，并骚扰德军的撤离计划。他们几十个人靠着一挺机枪，居然吓退了一支1200人的德军特遣队。图为1944年8月29日，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在与德军作战，照片中这位女战士名叫西蒙娜（题图也是她），她在2天内打死2名德国军人。

　　别看军工业发达，但由于侵略者的高压统治与疯狂破坏，法国城市游击队员长期处于武器匮乏、供给不继的艰苦环境中，平时还需要合法身份作掩护。麦克斯白天就在一家工厂的铸造车间工作，晚上则要饿着肚子从事散发传单、张贴宣传品、涂写标语，或转运枪械、炸药、雷管等地下工作。由于德军戒备森严、燃料匮乏，自行车成为抵抗组织通信员的主要交通工具，一些女游击队员甚至每周都要参加二战版“环法自行车大赛”，骑车穿梭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图为1944年，法国抵抗组织在巴黎设置路障抵抗德军。

　　综述：战术不简 “单”则难胜

　　实际上，游击战绝非“小打小闹”，相反，作为二战时期运用最频繁、最成熟的战术之一，它创造的能量、包含的智慧超乎想象。图为1944年，配合八路军主力屡建奇功的冀中白洋淀民兵游击队，后者正驾着小船准备迎战来犯日寇。

　　据统计，二战时期，全球游击区总面积达845万平方公里，包括中国、苏联、菲律宾、马来西亚、南斯拉夫、希腊等几十个国家的上千万人参与其中。在战略层面上，游击战直接配合了正面战场，有些地区的敌后游击队伍甚至成为抗击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在中国战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了半数左右的侵华日军和9成以上的伪军。图为八路军正在对俘虏的日军士兵进行感化教育。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八路军严格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日俘面前都摆有水果，事实也证明只有八路军真优待，日俘才会自发产生反战情绪。

　　在欧洲沦陷区，敌后抵抗运动牵制的纳粹兵力多达200万人。南欧小国阿尔巴尼亚，当时人口不过百万，却通过游击战拖住了17万轴心国军队，歼敌约7万人。即便在游击战基础最薄弱的西欧，据艾森豪威尔估计，仅法国、荷兰、比利时3国的抵抗组织就顶得上15个正规师。图为1943年4月，一名苏联游击队员一边冲锋一边捡起德军的机枪。

　　前面提到，各国游击队在战术创新和运用上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战法变化莫测，有的甚至令人拍案叫绝，从这点上看，游击战就很不简单。刘伯承元帅对八路军游击战术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敌人在扫荡时，为避免我们伏击起见，通常是走山梁与走平行小路。我们应在其必经之路上削壁削路、埋地雷、投滚雷，并配合以麻雀战，以阻绝其运动，或压迫之于我所愿望的方向，这些是便于我主力给以有力的打击。”图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骑兵部队。

　　当然，也不能把游击战吹嘘成“神乎其神”的超级战术，其同样有不少局限性，要取得重大战果并不容易。图为抗日武装在炸铁桥破坏日军交通线。

　　首先，游击战不能脱离正面战场而孤立存在。离开正面战场、正规军的人员、物资、装备及情报支援，游击队很容易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在全民族抗战开始前孤军奋战，其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图为日本关东军在炮击抗联武装。

　　而苏联游击队之所以“经久不衰”，与它在体制、组织、武器支援等各方面都牢牢捆绑于苏联红军息息相关。例如在“铁道战”发起前，苏联空军在半个月内向敌后游击队空投了150吨炸药、约18万米导火索、近60万个雷管以及大量武器装备，有力地保障了这场破袭战役的胜利。图为苏军教官正向游击队员演示如何投掷手榴弹。

　　其次，游击战的开展不能脱离民众基础，一支游击队之所以区别于散兵游勇，就在于前者往往拥有稳固的敌后根据地，以及与当地民众之间的深厚联系。二战时期，各国敌后游击队均注重发动、吸收各阶层群众，并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或活动区域。如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主要以品都司山区和波罗奔尼萨地区为根据地，人员发展至3万人。图为正在山地行军的希腊游击队员。

　　南共游击队则在1943年初，巩固了位于本国中部的西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解放区，面积约37.5万平方公里。菲律宾的“华侨游击支队”虽辗转于全吕宋岛，但主要活动区域仍为南吕宋的热带雨林。马来半岛的2000多名“人民抗日军”战士，则在该国西南部、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多处活动据点。图为1944年，菲律宾游击队领导人涅韦斯·费尔南德斯向美军展示自己是如何用长刀杀掉日本鬼子的。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更是建立了以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山东、苏北、苏中、淮北、皖江等为主的20多个抗日根据地，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涵盖近1亿人口，人民军队也发展到120余万人。图为百团大战后，根据地群众给胜利归来的八路军战士佩带光荣花。

　　无论是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坚壁清野、设立集中营，还是华北日军推行“三光”政策、发动大扫荡，目的都在于妄图通过一系列反制战术，切断抗日武装与群众间的血肉联系。但历史早已雄辩地证明，通过行之有效的敌后游击战，再强大凶残的侵略者也必将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